1．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主要內容有哪些？基本程序是什么？

《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主要內容有：

（1）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2）選拔任用條件；

（3）選拔任用工作程序；

（4）選拔任用干部的管理；

（5）選拔任用工作的紀律和監督。

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基本程序有：

（1）民主推薦；

（2）考察；

（3）醞釀；

（4）討論決定；

（5）任職；

（6）依法推薦、提名和民主協商。

2．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是什么？

《干部任用條例》規定，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具備六個方面的基本條件：

（1）具有履行職責所需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水平，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努力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經得起各種風浪的考驗。

（2）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信念，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立志改革開放，獻身現代化事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艱苦創業，做出實績。

（3）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認真調查研究，能夠把黨的方針、政策同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相結合，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反對形式主義。

（4）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有實踐經驗，有勝任領導工作的組織能力、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

（5）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依法辦事，清正廉潔，勤政為民，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自覺接受黨和群眾的批評和監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反對官僚主義，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的不正之風。

（6）堅持和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風，有全局觀念，善于集中正確意見，善于團結同志，包括團結同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

3．提拔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干部應當具備哪些資格？

《干部任用條例》規定，提拔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在工齡和基層工作經歷方面，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的，應當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在職位經歷方面，提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一般應當具有在下一級兩個以上職位任職的經歷；在任職年限方面，提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由副職提任正職的，應當在副職崗位工作兩年以上，由下級正職提任上級副職的，應當在下級正職崗位工作三年以上；在文化程度方面，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地（廳）、司（局）級以上領導干部一般應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在接受培訓方面，應當經過黨校、行政院校或者組織（人事）部門認可的其他培訓機構五年內累計三個月以上的培訓，確因特殊情況在提任前未達到培訓要求的，應當在提任后一年內完成培訓；在健康狀況方面，身體應當健康；提任黨的領導職務的，應當符合《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齡要求。

4.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具備的資格要求與基本條件的關系是什么？

《干部任用條例》對提拔擔任黨政領導職務干部做出的七條資格要求與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具備的六個方面的基本條件是有機的統一。資格與條件在要求黨政領導干部要達到標準方面，各有側重。基本條件側重對黨政領導干部的素質要求，資格條件側重對黨政領導干部的資歷要求。二者從不同角度，對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提出了要求。對于《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資格要求，我們要正確理解，全面把握，嚴格把關。

5．參加公開選拔人員的任職資格條件是如何規定的？

參加公開選拔的報名人員應當符合《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基本條件和任職資格。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報名人員，應當具備與所報職位要求相當的資格。對有特殊要求的職位，可以附加其他條件。

根據選拔職位對人才的需求和選拔優秀年輕干部的需要，可以對報名人員的職務層次、任職年限等任職資格適當放寬。但報上一級職位的，需在本級職位任滿一年；越一級報名的，應當在本級職位任滿四年；不得越兩級報名。

6．參加競爭上崗人員的任職資格條件是如何規定的？

參加競爭上崗人員的基本條件和資格應當符合《干部任用條例》的有關規定以及競爭職位的要求。

7．民主推薦包括哪兩種方式？

民主推薦包括會議投票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無論是領導班子換屆，還是個別提拔任職，會議投票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一般應當同時采用。對兩種推薦結果要綜合分析，互為補充，相互印證。

8．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的要求有哪些？

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并署名。經組織（人事）部門審核后，按照規定程序進行民主推薦。所推薦人選不是所在單位多數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9．什么是組織推薦？

組織推薦，是指根據工作需要和配備領導班子的需要，由黨委（黨組）或者組織（人事）部門直接提名考察對象的一種推薦領導干部人選的方法。一般情況下，組織推薦考察對象，必須是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個別特殊需要的領導成員人選，必須經過黨委（黨組）或組織（人事）部門集體研究確定。

10．民主推薦應當經過哪些程序？

領導班子換屆時，民主推薦由上級黨委組織部門主持，應當經過下列程序：

（1）召開推薦會，公布推薦職務、任職條件、推薦范圍，提供干部名冊，提出有關要求；

（2）填寫推薦票，進行個別談話；

（3）對不同職務層次人員的推薦票分別統計，綜合分析；

（4）向上級黨委匯報推薦情況。個別提拔任職，民主推薦的程序參照領導班子換屆進行。

11．如何確定考察對象？

《干部任用條例》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必須經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經組織（人事）部門審核后，按照規定程序進行民主推薦。

確定考察對象的具體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在領導班子換屆時，由本級黨委書記辦公會根據上級黨委組織部門反饋的民主推薦情況，對考察對象人選進行醞釀，本級黨委常委會研究提出考察對象建議名單，經與上級黨委組織部門溝通后，確定考察對象。第二種是在個別提拔任職時，由黨委（黨組）或者組織（人事）部門在民主推薦的基礎上，集體研究確定考察對象。第三種是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個別特殊需要的領導成員人選，可以由組織推薦，作為考察對象。

集體研究確定考察對象時，要把民主推薦的結果作為重要依據之一，同時防止簡單以票取人。

12．干部考察的具體程序有哪些？

《干部任用條例》規定了干部考察工作的六項具體程序：

（1）組織考察組，制定考察工作方案；

（2）同考察對象呈報單位或者所在單位的黨委（黨組）主要領導成員就考察工作方案溝通情況，征求意見；

（3）根據考察對象的不同情況，通過適當方式在一定范圍內發布干部考察預告；

（4）采取個別談話、發放征求意見表、民主測評、實地考察、查閱資料、專項調查、同考察對象面談等方法，廣泛深入地了解情況；

（5）綜合分析考察情況，同考察對象呈報單位或者所在單位的黨委（黨組）主要領導成員交換意見；

（6）考察組根據考察情況，研究提出領導班子調整的初步方案，向派出考察組的組織（人事）部門匯報，經組織（人事）部門集體研究提出任用建議方案，向本級黨委（黨組）報告。

13．什么是醞釀？醞釀應當注意什么問題？

醞釀是指在黨委（黨組）討論決定干部任免之前，黨委（黨組）或者組織（人事）部門負責同志就黨政領導職務擬任人選，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的溝通協商和征求意見工作。醞釀是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醞釀，進一步溝通情況、聽取意見、統一認識，對選準人用準人、保證選拔任用工作健康順利進行具有重要作用。

搞好醞釀工作，必須注意把握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坦誠、求實。參與醞釀的同志要實事求是，說真話，講實情，出以公心。要從工作出發，從實際需要出發，既要考慮擬任人選的情況，也要考慮其他人選的情況；既要考慮干部個體的需要，也要考慮班子建設的整體需要。二要注意適度。醞釀的范圍要適度，時間和方式要適當。三是要善于集中。要善于進行正確的集中，在對各種各樣的意見加以綜合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分析，形成正確的認識。四是要保密。嚴格遵守干部人事紀律，不能隨便擴散醞釀情況，更不能跑風漏氣。

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5月，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十個月，為了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系統闡明黨的抗戰方針，毛澤東在1938年5月寫了《論持久戰》這篇重要論文，明確指出：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1.日本是個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2.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3.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個小國，經不起長期的戰爭，中國是個大國，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4.日本的非正義戰爭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正義戰爭卻是得道多助的。這場戰爭的性質決定了最后勝利屬于中國，“亡國論”毫無依據，但是戰爭初期敵強我弱的形勢也決定了“速勝”是不可能的。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整個抗戰最后贏得勝利指明了方向。

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系統地總結了“七大”以來的歷史經驗，分析了形勢，適時地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經濟建設的方針。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的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盾的新變化，提出了黨和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的主要任務。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堅持了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提出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

2000年春，江澤民首次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他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三個代表”的科學內涵，具體內容是：

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我軍創建之初，毛澤東針對紅軍中存在的問題，正式宣布紅軍的三大紀律：

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

后來又宣布六項注意：

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1929年后，他將”三大紀律”的內容做了調整，對六項注意，增加了兩項內容。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作了統一規定：（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早在1955年12月，毛澤東在《大社的優越性》一文的按語中就指出：“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即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隨后，各地農村廣泛開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8年7月，《紅旗》雜志公布了毛澤東關于辦大社的設想，為后來成立的人民公社定下了基調。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國很快形成了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人民公社的存在，并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左”傾的指導思想的產物。農村人民公社是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過程中出現的一次重大失誤。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開前委會議，他分析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形勢，主張改變原來攻打長沙的計劃，把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轉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中去。與會大多數人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支持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正確主張。會后，起義部隊進至井岡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戰爭，創造了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后來毛澤東從中國社會和革命的具體情況出發，將這一經驗進行總結，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結合在一起，就是中國革命必須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這十年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黨的工作曾受到嚴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培養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方面的人才，科技隊伍迅速壯大，科學技術工作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果；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初步得到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得到了鞏固。

1924－1927年是中國人民反對國內軍閥和國外列強的大革命時期。在此期間，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在全國各地積極創立和發展了國民黨組織，使國民黨真正朝向了一個”具體的黨”發展；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創建，使得農運工作逐步展開；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人的倡議和幫助下，國民黨創辦了屬于自己的陸軍軍官學校，培養了一大批軍事骨干；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到北，廣泛傳播；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共產黨員始終不怕犧牲，走在斗爭的前列；北伐戰爭打響后，由共產黨人領導的獨立團是先頭部隊，打出了”鐵軍”的威風；國民革命軍所以能在沿途得到民眾的支持，與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密切相關。

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講話中指出：“在新的世紀，繼續推動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們黨肩負的重要歷史任務。”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化，要求我們黨必須緊跟世界進步歷史潮流發展的方向，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勝利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而要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關鍵的是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三個代表”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的根本要求。

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鞏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但是，黨內還存在許多嚴重問題：1.黨的歷史上的幾次“左”右傾錯誤雖然被糾正了，但未系統總結。2.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正之風在黨內嚴重存在。3.抗戰爆發后，黨吸收了許多出身于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新黨員，他們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這也為黨內滋長不良思想作風提供了土壤。上述問題如不解決，解放區的困難就無法克服，中國革命就不能繼續前進。因此，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整風運動是十分必要的。從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內展開了一次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7日，美軍武裝干涉朝鮮內政，擴大朝鮮戰爭，同時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向臺灣海峽出動，侵犯我國主權。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朝鮮人民抗美救國的正義斗爭，并警告美帝國主義不得侵犯中國主權。但是，美帝國主義置若罔聞，瘋狂地進攻朝鮮北部，并把戰火燒到我國東北邊境，嚴重地威脅我國安全。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抗美援朝”是完全必要的。首先，是為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其次，是保衛祖國安全的需要。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加強了我國的國防力量，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創造了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后，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蔣介石雖然在對日態度上發生某些變化，但并未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為了改變西北戰場“剿共”不利的局面，他于1936年12月親臨西安督戰，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張、楊連續幾天向蔣介石進諫，都遭到蔣的嚴詞訓斥。在這種情況下，張、楊被迫對蔣介石采取了“苦諫不從，臨之以兵”的方針，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一發生，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并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敵對的地位，有可能造成中華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親日派歡迎的局面。現在，仍有可能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而為結束內戰，一致抗日創造條件，這是全國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歡迎的前途。因此，堅決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國先后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開始由構想進入實踐。江澤民在香港”2001年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上的講話中充分肯定了香港回歸后的成就，重申”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中國政府的長期基本國策，不管出現什么情況，都不會動搖和改變。”這一論斷是建立在”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基礎之上的。

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將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是鄧小平治國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系，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秩序，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發展是目的，是硬道理。發展首先是經濟，但不僅僅是經濟，也包括政治和文化諸方面的全面進步。改革是動力，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穩定是前提，是發展和改革必備的政治社會條件。

黨的二大提出了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的設想，對于與當時的國民黨是實行”黨外合作”，還是”黨內合作”，與會者發生爭論。后者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倡議并得到共產國際的贊同，由于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年8月的西湖會議最后接受了”黨外合作”的建議。此外，孫中山等中國國民黨領袖從他們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出發，一方面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輸進新鮮血液，另一方面也不贊同”黨外合作”。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之后，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僅靠無產階級孤軍作戰是不夠的，必須聯合一切可能的革命同盟軍，于是黨的三大正式確定了實行以”黨內合作”為形式的國共合作方針。所謂”黨內合作”，就是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期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

1997年9月，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初步提出了我們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2001年，他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繼續圍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兩個基本問題，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努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要求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弘揚與時俱進的精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創造力努力提高黨的反腐防變與抵御風險的能力，要求我們黨始終樹立正確執政觀念，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堅決抵制一些黨員干部身上滋生出好逸惡勞、貪圖享受的思想，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現象。“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提出，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自身建設明確了努力方向。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的第一槍，開始了人民軍隊的創建工作。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和發動了秋收起義，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為建立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1928年5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軍隊與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與此同時，黨在其它地方也開展了創建根據地和紅軍的斗爭。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戰爭中不斷壯大。抗戰結束時，人民軍隊已經發展到120多萬人，民兵220萬人。為加強領導，中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新四軍統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分為五大野戰軍主力部隊，打敗了國民黨800萬軍隊。解放后，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在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道路上不斷前進，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政權、抵御外來侵略等光榮使命。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至十六大先后制定、修正過十六次黨章。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制定過七部黨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黨的建設的一些特點。1945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后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訂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黨的建設上的完全成熟。

一大黨綱

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這是黨的歷史上關于黨的建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

《綱領》共十五條，規定了黨的名稱、性質和綱領，提出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綱領》宣布“我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規定了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聯合第三國際”。《綱領》也對黨的組織章程、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發展黨員作了明確的規定。（這個綱領現僅有第三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版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存的C·M·維爾巴編的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附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版。兩種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條。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輯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197至199頁收錄了這兩個版本的譯文）

二大黨章

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條。章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第一次詳盡地規定了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黨的紀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全文收錄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508至510頁）

三大修正黨章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共六章，三十條。它和二大通過的黨章相比較，基本是二大黨章原來的結構的內容，只是個別條文的改動。如在關于黨員入黨手續方面，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黨章還分別規定了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全文收錄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535至537頁）

四大修正黨章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章程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并規定從四大開始對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職務，改稱為“書記”。（全文收錄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五大修正黨章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專門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在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認定必須改正并補充舊時的黨章”。五大閉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這個修正議決案共有十二章，八十五條，對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許多新的補充和修正，特別是在黨的組織系統方面，作出了遠較前四個黨章詳盡系統的規定。其中，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是在我們黨的根本法規上，第一次出現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同時，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并規定“青年團中央，應派代表出席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各級團部亦應派代表參加各級黨部機關之常務委員會議，此等團部之出席代表應有表決權。”修正章程在“黨的中央機關”一章中，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除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一人為總書記外，還要選舉“中央正式委員若干人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體現了加強集體領導的精神。（全文載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415至421頁）

六大黨章

1928年6月至7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條。六大黨章基本保持了五大黨章的基本內容，在結構上作了一些調整。六大黨章較以前幾部黨章，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在第一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在第二章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這是按照列寧建黨思想對黨員資格作了更為完整的表述。在關于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方面，規定黨員及地方組織要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或本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所提出的某種決議”，并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要“得共產國際同意后召集之”。（全文載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348至354頁）

七大黨章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是我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七大黨章共有十一章七十條。它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在黨章發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黨章的總綱部分。總綱是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是每一個黨員“一切活動的準則”。總綱總結了黨成立二十四年來的斗爭經驗，以簡潔的文字闡明了黨的性質與理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第二，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第三，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第四，更加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全文載于《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九冊第569至577頁）

八大黨章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新黨章根據執政黨的特點，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黨章對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作出了許多新規定。針對黨處于執政黨地位的情況，強調“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此外，八大黨章對黨的組織機構也作了一些新的規定。如中央委員會除選舉中央政治局以外，還選舉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增加了要積極檢查黨員遵守黨的章程、黨的紀律、共產主義道德和國家法規、法令的狀況；明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等。八大黨章還首次把“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寫進黨章。（全文載于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報》）

九大黨章

1969年4月1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方針。九大黨章背離了八大黨章的正確綱領，在黨章中肯定了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總綱里充滿了個人崇拜的錯誤。特別是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列入黨章，這在黨章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九大黨章否定了八大已經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接班人的條件。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并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全文載于1969年4月29日《人民日報》）

十大黨章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沿襲了九大黨章的總綱和條文，只作了個別的修改和補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露，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全文載于1973年9月2日《人民日報》）

十一大黨章

1977年8月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以后的第一部黨章。它恢復了八大關于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在內容上與九大、十大黨章比較作了較多的修改。譬如：在總綱及有關條款中增寫了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地方縣和縣以上、軍隊團和團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黨要認真執行“任人唯賢”的干部政策等等。但是，由于十一大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十一大黨章沒能清除“左”傾錯誤的影響，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這些錯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得到徹底的糾正。（全文載于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

十二大黨章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部黨章吸取了歷屆黨章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是在七大、八大黨章的基礎上發展、提高而寫成的，也是吸取了九大、十大黨章的教訓并徹底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存在的“左”的錯誤而寫成的。十二大黨章的重要特點是：第一，有一個比八大黨章更為充實完整的總綱。總綱對黨的性質和黨的指導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對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對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都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規定。對毛澤東思想，新黨章在十一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作了比七大更科學的表述。第二，新黨章對全體黨員、黨的干部提出比過去歷次黨章更加嚴格的要求。黨章規定，共產黨員必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要求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第三，對黨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較充分、比較具體的規定。而且吸取了歷史教訓，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第四，新黨章對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體制作了重要的改變和新的規定，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要選舉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還規定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和副主席，“總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第五，對加強和改善執政黨的領導也作了一系列具體的規定。另外，十二大新黨章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全文載于1982年9月9日《人民日報》）

十三大修正黨章

1987年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國共產黨黨章部分條文修正案〉的決議》，對十二大通過的黨章部分條文的內容作了修正。修改部分涉及到十二大黨章的十個條款，即第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條。

十四大黨章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共有十章，五十條。新黨章是對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的進一步修正，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并將其貫穿黨章全文。新黨章在總綱部分，增加了關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史進程的表述，闡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是我們黨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斷前進的歷史。把這一段歷史寫入黨章，反映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新黨章把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及一系列方針載入黨章，并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了切合實際的新要求。根據中央顧問委員會向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議，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顧問委員會。鑒此，黨章刪去有關顧問委員會的條文。（全文載于1992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

十五大修正黨章

1997年9月18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這次修改黨章集中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即在黨章中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黨章總綱在原來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述和關于毛澤東思想的論述之后，對原來有關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加以調整補充，形成了關于鄧小平理論的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修正后的黨章對第三條第一款、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文字作了相應的調整，規定黨員和黨的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全文載于1997年9月23日《新華每日電訊》。）

十六大修正黨章

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這次黨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新形勢下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指導作用，堅持了與時俱進和改革創新的精神，在保持黨章整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內容作了適當修改或補充完善。十六大對黨章作了幾項重要修改，第一、黨章總綱部分，增加了關于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史進程的表述，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二、對黨的性質作了進一步闡述。第三、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第四、總綱中對我國新世紀新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指導原則增加了新內容。第五、對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提出了新要求。第六、對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建設提出了新要求。第七、對黨的基層組織的有關規定作了補充和修改。第八、對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職責和任務作了補充規定。第九、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表述。第十、增寫了黨徽黨旗一章，作為第十一章。

中國共產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際情況，制定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政策。其基本內容是：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原則，主張民族不論大小、不論先進或落后，都應該一律平等，互相團結；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實現少數民族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大力幫助少數民族加速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間的不平等。

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由于國內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對此，我們一方面要十分謹慎地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防止重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要作好進行長期階級斗爭的思想準備，切實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順利進行。對那些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活動上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的敵對分子，要依靠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運用法律手段，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以保持社會穩定，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1940年2、3月間，中國共產黨在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國內政治情況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況下，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仍處于從屬地位，共產黨的任務仍應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共產黨創造性地確定了幾條重要的策略原則：1.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勢力；2.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應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3.在統一戰線中斗爭是手段，團結是目的；4、爭取時局好轉的同時，隨時準備應付突發的事變。這些原則對當時和此后中國共產黨駕御復雜局面，處理棘手的問題都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1979年，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講話中初步表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經歷的特定階段。它包含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黨的十五大對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又做了進一步闡釋。”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政策。首先是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把它看作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含義是：每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有過去不信教而現在信教的自由，也有過去信教而現在不信教的自由。其次是堅決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既不利用政權來推行某種宗教或禁止某種宗教，也決不允許利用宗教來干預國家行政、司法、教育和社會生活等事務。無論信教或不信教，都應該而且必須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執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黨和政府要求宗教界堅持愛國主義和獨立自主的原則，不受外國勢力的干涉和支配。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國共產黨18年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就是無產階級如何組織和領導同盟軍的問題，它是無產階級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一切敵人發動進攻的有力武器；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和形式；黨的建設是黨實現對中國革命領導的根本保證。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只有以武裝斗爭為主要支柱，統一戰線才能存在和發展。武裝斗爭必須以統一戰線為基礎，才能發展壯大。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則是黨所掌握的兩個武器，這兩個武器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發揮其作用。因此，黨的建設是三大法寶的中心環節。